我是1988年二月進入橫峰縣防疫站的，那時候，所有考取大學或者中專學校的人都是國家分配工作，這個對于后來的人來說，確實是當時的一大優惠。其實，那時候都一樣，大家一視同仁，也就無所謂好不好，無所謂優厚不優厚了，只有分配的層次有所區別。 我原來是在公衛十三班讀書的，后來，因為休學，我被留到了公衛十四班。所以，我在省衛校，是有兩個班的學生作為同學的。記得在公衛十三班，我有兩個原籍是江西新干縣的同學，一個叫做傅小牛，一個叫做郭開。這兩個同學，估計家里都是來自農村的，好像傅小牛的父母都是小學老師，郭開同學很勤奮好學。但是，分配工作除了考試成績，還是有很多機動性的。傅小牛畢竟從做公衛十三班的班長的時候，就參與社會活動，所以，得了分配的先機，他最后分配到了南昌的江西省疾控中心，可以說是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，后來成為一個正縣級的領導，其實也就是從早就得到了更多機會的鍛煉。而郭開呢，分配在縣城的防疫站，自然相差較大。在后來的班級——————公衛十四班，好像一下子就比早一年的同學運氣差不少，公衛十三班，有八個同學分配在南昌，而后來的公衛十四班，只有兩個同學分在了南昌，一個是郭老師的妻子蔡丹桃，還有一個就是李慧平。我到了橫峰防疫站，其實也想過分配到老家，但是先到衛生局去問了一下，衛生局并沒有答應我一定能夠分配在縣城，所以，我那時候就想：反正這里不留我，像我這樣公衛專業的，余干也不是沒有防疫專業的人才，他們也不會重視我，所以，我就干脆保證自己分到縣城再說吧。

于是，占雄文同學說：“橫峰防疫站需要公衛專業的人。”在那樣的情況下，我就去了橫峰。

其實，去了橫峰之后，我就發現，我自己和橫峰其實是有緣分的，因為去了橫峰，所以，我原來的心理上的一點小小問題才得以解決，我心里一下子就開心多了。而我在長篇散文《折騰》里所提到的，那時候在衛校的時候就已經轉為正常的了，其實通篇的散文，只有這一點是有所出入的，所以來說，從總體來說，我總還是覺得橫峰這塊土地對我是十分友好而且親善的。以至于后來遭到再大的困擾和郁悶，都是可以排解的。為什么會對于這一點作了一點點虛構呢，因為，我覺得，就是這么好幾年的折騰，要是還不進行收場，要是還有尾巴留到后來，那是不是會讓讀者感到過于曲折呢。再加上，這樣的折騰，如果還要留到社會上去，實在是過于折騰，實在是有點于情不合，所以，我為了減少篇幅，才讓這樣的折騰在學校就收尾。

到了防疫站之后，發現有個姓宋的人是站長，他的故鄉在浙江寧波，其實就是和蔣介石是老鄉。那時候，我記得從浙江到江西的人有很多，比如橫峰紡織器材廠的陳康林，還有紡器廠的所謂“八大金剛”，都是從浙江遷移過來的，那時候，防疫站對面的一個店鋪，有個五十多歲的婦女其實也是浙江寧波的，和后來的浙江寧波成為浙江第二大城市，成為外地人趨之若鶩的地方大相徑庭。而且我在那時候就聽說，處在橫峰縣北邊的德興市，從人口結構來說，是三三開，何為“三三開”，就是說，德興的人口，三分之一是本地人，三分之一是浙江人遷移過來的，還有三分之一是江西省其他地方遷移過來的。至于是不是這樣，我估計也不會出入太大的。

在文章里，我得歌頌橫峰的好，打擊橫峰的壞。首先，我承認了，我和橫峰是有很好的緣分的，困擾了我多少年的心理壓力，在我到了橫峰沒有多長時間，就得到了徹底的解決，所以，我從總體來說，還是感謝橫峰的，而且，在這里，有像紀檢徐某某一樣的好人，有像人大楊敬州一樣的好人，有像張照貴一樣的好人 。但是，這里也有陳家風，有像楊高倪一樣的壞人。

在我到了防疫站半年的時間，好人宋仕忠同志退休了，我眼里的好人就這樣快地離開了防疫站，對于我來說，其實是一大損失。看過《折騰》的同志們都知道，不要說是在后來，就是那時候，我也應該是防疫站里見過世面最多的人之一。可是，在防疫站，后來的防疫站領導陳家風，還有一個叫做楊高倪的，或許是認為我這個來自農村的人從來沒有見過什么世面，所以，那種封建和拉一幫打一幫的惡習，讓我見識了什么才是封建勢力。在防疫站，我至今還記得當年的局長滕福義同志所作的報告，報告里明確指出，要加大專業人員充實到防疫站，可是，讓我至今也難以理解的是，在1989年的三月份，就出現了一次所謂的“優化組合”。我這個防疫專業畢業的人，居然被這一次的優化組合給優化到了邊緣。其實，邊緣不邊緣，那也都是人為的，那時候，畢竟國家包分配還是方興未艾的時期，不然，我未來的去路還真不好說。

那時候，陳家風有一個小姨子，他的意思，想讓她和我成為什么……算了，事情已經過去這么久了，也就過去吧。可是，你不要說你僅僅是一個站長級別的人物，你就是位置再高，你怎么可以用人生的結緣作為你為所欲為的籌碼呢。那時候，陳家風的做法是在我忍耐的情況下，沒有人揭發他的無理和無聊。一直到了他滾到了中醫院的時候，才知道這個人面獸心的陳竟然是一個非常惡劣的家伙，那時候，他和中醫院的幾個職工都深深地結下了冤仇。所以，再過了幾年，真是蒼天有眼，他的家遭到了非常重大的打擊，這其實都是他做的惡所造成的。至于那個姓楊的，按理，我們該是很好的朋友，在整個防疫站，他與我是唯二的公衛專業的同學，只不過是他比我早三年，而且，這個家伙其實從最早來說，他的生活比我都慘多少——————他早年出生在鉛山縣，而且，他的母親早就死了，至于什么原因死了，我至今也不知道。就是這么一個人，居然敢于欺負我。我的家庭是什么樣子，我爺爺名下的八個后代，其實都考取了六個，我是最早考取的，而兩個老大——————我的大哥和我大伯的兒子，當年都早已經過了高考的年紀。要是論家庭勢力，楊的家和我的家，那真是有天壤之別。可就是這樣的局面，這個個頭矮矮的家伙，居然常常和我過不去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時候踩過他的尾巴。好在，現在，我終于可以把他罵進文字里。罵他了嗎，這其實不是罵，余下的全部省略了，也就是對他最大的恩惠了。

還有兩個上海人，一個叫做金敏華，一個叫做俞沛林，其實在我當時看來就是一個鄉下人，可我沒有對他們說過我到北京的事情，所以，他們眼里一直把我當成“老土帽”，這樣的反差，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是少之又少的。如果現在再一次遇見那個俞，我一定會指著他的鼻子罵一個夠的。上海人，初中還沒有畢業的文化，就算是后來滾回了上海，也是一個土老帽的。

防疫站也有好人，比如徐喜鳳，這個我一直都比較喜歡的大姐，是一個好人，她長期和我是唱一個腔調，當時就罵陳家風不得好死，著實也替我出了一口氣的。

記得在防疫站的時候，我和肖放搭檔，說過相聲。那時候說相聲的人是非常少的，也許是受到我們的感染，防疫站的余曉堂和檢驗科的一個人搭檔說相聲，在那時候，全橫峰縣，有兩對說相聲的搭檔的，也只有防疫站了。可惜，后來，肖放突發疾病，死了。這讓他的父母非常傷心。其實，當時在肖放死的時候，也只有我在他的身邊。那是1992年的冬天，那時候，我的女兒已經有半歲多了，我住在那時候的一中的校門口，一大早，我本來是要蓮荷陪伴我妻子的，突然，一陣“嘣嘣嘣”的敲門聲驚醒了我。開門一看，是我好友肖放，那時候，肖大哥的父親是縣人大常委會的副主任，堂堂的副縣級，所以，這個帥氣的大哥能夠來找我，我當然是很高興的。我開了門，后來，他請我吃早餐，我也愉快地接受了。畢竟，吃了以后我們得一起干活——————這老兄在防疫站的老房子處有一所房子，他正在張羅他結婚用的家具，我們馬上得鋸開那些木料。很快，我們就開干了，我們一上一下地拉鋸，正進行得歡快的時候，突然，肖放的腦袋往前栽過去，我的第一反應以為這老兄是開玩笑，畢竟，我們兩個因為曾經是防疫站唯二的單身族，所以，一起說相聲，開開玩笑都是常有的事情。可是，過了差不多了兩秒鐘，我知道他絕對不是開玩笑。我抱住他頭，慢慢地把他放到地下，馬上就敲開了防疫站對面人家的房子，那里出來一個蘭林金的老婆，其實，當時要是救人，防疫站里有的是醫生，而我得趕快去通知他家父母，畢竟，從現場到他父母住地——————老干部宿舍，得有一里地。那還是九十年代初期，不要說是手機，連BB機都是沒有的。其實，一直到這時候，我才知道肖放同志原來就有心血管疾病。

可是，等我們大家都趕到的時候，我最為親密的兄弟，肖放就永遠不在了。防疫站里，趙萍是一個大姐級的人，對我也是很客氣，主要是她的嗓音很好，我到現在還記得她唱過的幾個歌兒：《高天上流云》，《想家的時候》，《媽媽的吻》。不知道是為什么，她唱的歌，好像都是為我設置的，每一首，不但嗓音圓潤，而且，歌詞的內容都融進了我的心里，好像每一首歌都是為我量身定做的。是啊，畢竟是離家三四百里地，我總是想著我的家，特別是想我那已經是六十多歲的父母。其實，這時候，我父親已經是接近七十歲了，不過，父親一直瘦骨嶙峋，所謂“有錢難買老來瘦”，但就是他身體再好，那種嵌入內心深處的愛，始終都是不可分割的。

記得肖放的追悼會上，肖家委托我作為朋友的代表作了一個發言，據說，有人感動得流下眼淚了。就在肖放去世后的一個月之后，我的大伯也生病死了。我又回到故鄉祭祀我的大伯。

防疫站開頭幾年，我就是這么過來的，寫一點文字，算是一個紀念吧。